【四中逸史】淄博四中前传(3)风雨飘摇校如舟,跌宕起伏续文脉

袁兆桐 心国心语



 

郭方纯是1948年自淄川解放之前,淄川县立初级中学的第三任校长,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动荡中,他的前半生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特别是从1945年—1948年日本投降之后,艰难维系了淄川县立初级中学在济南和淄川的生存和办学,为淄川地区文脉的延续奔波劳碌,殚精竭虑,实属难能可贵。

郭方纯先生作为淄川地区较早接受新式教育者,实践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为推动淄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担任淄博市教研室高中历史教研员的袁兆桐老师是郭方纯先生的外孙,退休以后,他多方搜求、寻访郭方纯的学生和有关当事人,积累了大量的访谈资料,查阅了一些珍贵的档案史料,写成此文,为淄川教育和淄博四中的发展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风雨飘摇校如舟,跌宕起伏续文脉


——郭方纯传略

 

袁兆桐


(郭方纯)


我的外祖父郭方纯是近现代淄博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当地的教育名流,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有密切交往,是淄博的第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亦是民国时期的地方政界要人。其立足国民教育,又周旋于国共及日伪等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波诡云的政治漩涡中能全身而退。他亲历了中国社会激荡起伏的数次鼎革剧变,其复杂的人生经历,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轨迹。

一、家乡与家世

郭方纯(1895——1966年),字粹甫,又名先进。山东省淄川县萌水村人(今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萌水镇萌四村),出身于世代务农之家,其父郭毓美,伯兄郭方华、仲兄郭方城、季兄郭方荣,皆业农为生。

外祖父的正室即我的外祖母孟氏,是萌水镇南安村人,出身于当地名门望族,其父孟广德系前清贡生,是当地的一代名儒。其兄孟梅生,民国初年曾任过博兴县、淄川县公安局长,以书法闻名于世,亦是地方名流。外祖父的侧室黄氏是淄川城里北街人,无子女。外祖父育有二女一子,长女郭秀贞即我的母亲,生于1917年,其虽未入学,但靠着自学也能粗通文墨,读书看报;二女郭正坤,生于1920年,国民高等小学毕业,受到如此教育,在其同侪中确属凤毛麟角者;子郭正垚,生于1923年,国立山东农学院肄业,解放后任高级小学教师,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被人诬陷而入狱。我们的这几位长辈,都是天假其年,善终正寝的。

我们孙辈共12人,恰是六男六女,我们中最小者出生于外祖父去世前五年的1961年,作为外祖父来说,可谓是子孙满堂,是值得欣喜的。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有数位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有正县级公务员,其他人也都事业有成。外祖父倘若地下有知,对此肯定是倍加欣慰的。

萌水村是远近闻名的淄博名村,民国时人口近达万人,该村南依萌山,北傍范阳河,紧毗胶济铁路,交通便利,距鲁中重镇淄川和山东商业城市周村各十余公里,处于淄川至长山驿路的要冲,东北有达张店的大道。其村南山上出产一种特殊的红石,可以加工成石槽、大缸盖、磨盘等用具,在金属冶炼制造业不发达的民国时期,是重要的生活用品,胶东、鲁北的客商纷纷前来商购,可谓客商云集,运载石具的各种车辆更是络绎不绝。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和交通发达、商业兴隆,萌水是民国时淄川县第七区的区公所驻地,日本侵华期间,曾在此设置据点,常年驻守一个班的日军和一个中队的伪军。

当时的淄博是近代山东最早开放的地区,淄川“扼沂蒙之咽喉,控胶济之腰脐……复以矿产丰富,陶瓷、煤炭等驰名中外”(1)在清末列强侵华狂潮中,凭借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了在淄川的筑路权和开矿权,于20世纪初修筑了张博铁路,开办了淄川炭矿,出现了第一家近代企业。周村是山东重要商埠,早在清乾隆时期,因四方商贾云集,成为山东的著名工商业重镇,被乾隆帝御赐为“天下第一村”;近代以后,新兴工商业兴起,特别是随着1904年的开埠和1905年胶济铁路的通车,工商业日隆,店铺达两千家,被誉为“驾乎省垣之上的金周村”。

随着列强的侵略,欧风西雨开始侵凐这一地区,德国、日本相继在淄川炭矿开办近代技术学校和教育机构。周村是西方教会在鲁中地区的传教区域中心,由德国、美国、英国教士先后主持,在传教的同时,教会还开办医院、学校,广泛传播西方文化。

清末民初的淄川和周村,也是革命风潮激荡地区,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淄川爆发了著名的刘德培起义。在民初的护国运动中,周村一度成为山东民主运动的中心,吴大洲、簿子明在此建立了山东护国军政府,周村一度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心。淄川炭矿是近代山东著名的现代煤矿企业,周村也出现了大批中小现代企业。这里也成为山东近代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关注的地区,中共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和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等多次亲临淄博工矿区,发动了一系列工人运动。

郭方纯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时代剧变之时,是民族精神觉醒勃发的时代,也是从生活到思想急遽变化的时代。在外力作用和民国鼎革巨变的影响下,淄川地区的传统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化观念也有了改观。淄博的部分开明人士,积极倡行西学和教育救国,身体力行的兴办新式学堂。在这种形势下,郭方纯得淄博开风气之先的影响,并未像父兄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自小就跨入学堂。他先入私塾,由于聪颖刻苦,深得老师和父兄的钟爱,全家勉力支持他读书,通过多年的攻读,系统接受了传统文化。在清末学制改革中,淄川出现了新式学堂,他考入淄川县立高等小学堂,初步接受了近代科学和文化,这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生涯

教育是郭方纯从事的主要职业,在整个民国时期,他始终未离开过教育。

郭方纯系统接受现代教育,是从省立第一师范开始的。191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一师。1914年,山东省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将济南等地的三处省级师范学校合并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成为当时山东最高师范类学校。当时的学制5年,预科一年,本科4年,学校开设教育学、国文、英语、读经、史地、博物、理化、图画、乐歌等30余门课程,学校课程齐全,制度完备。被称为山东教育名家的鞠思敬、于明信先后任校长,学校更是名师云集。学校大力倡导西方文明,宣扬民主进步思想,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学校还引导学生自办刊物,组建各种社团,定期组织演讲讨论会。五年的师范学习,郭方纯系统学习了近代师范课程,广泛阅读了中外进步书刊,圆满完成了学业。在研习文化课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学会了各种乐器的演奏,掌握了各种绘画才能,也练就了出众的口才,这些在其以后的岁月中,都是派上过用场的。他以一名接受了近代师范教育的合格教员身份走出了校门。

回到淄川后,郭方纯充任了一段小学教员,不久被任命为淄川县立模范国民学校校长。当时,已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有着严格的任职资格,除品行上的要求外,还需“中等学校毕业,对于初等教育素有研究,曾任小学教育二年以上且著有成绩者”方有资格。(2)一位小学校长,不仅能胜任教学管理,还要精通教学业务,任职条件是严格的。凡符合条件者,由县教育局长聘任,并呈报省教育厅备案。正是凭借过人教学能力和管理才干,郭方纯刚刚走上教坛两年,就走上了小学校长岗位。

当时的模范学校,是当时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齐名的两所县属学校之一。上任之初,郭方纯就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了学校。他为学校制定的校训是公德,四年级的级训是勤慎,三年级级训是诚朴,二年级是敬慎,一年级是勤勉。他积极整顿校舍,除了上课教室外,还按新式教育的要求,辟有制作室、贩卖室、图书室等,在室内配有各类科普挂图、标本及器械等。除了文化课外,还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在当时简窘条件下,尽可能的让学生统一服装,在迎接省督导员视导时,学生“俱著操衣”,这在当时是一般学校做不到的。在从事教学管理的同时,郭方纯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给学生上修身、唱歌、珠算等课程,每周19课时,与一般教师的工作量相差无几。模范小学“讲授均属合法,管理宽严相济,训练时注意儿童个性之考查。”办学成效越来越好,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这在1922年山东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视导中得到了体现,在省视学盖乃武的视导报告中受到到了好评,在整体上对淄川教育不满意的情况下,模范学校和高等小学得到了肯定和较好评价。(3)

1922年底,郭方纯和赵豫章等人参与创办的昆仑两级小学成立,周渭任校长。为支持学校的教学,郭方纯辞掉淄川模范学校校长职务,来到昆仑任教。昆仑两级学校成为当地有影响的学校,附近村镇的青少年纷纷入学,甚至章丘的学生也来就学。后来的淄博著名文物学者罗锦章、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翟超等人就是此时入学的,成为郭方纯受业学生。上世纪90年代,我造访罗锦章先生,他很激动地回忆了外祖父给他上课的情景,说“郭先生是我们的两代老师(其子罗茂喜是后来郭方纯任校长的淄川中学学生),我们是师恩难忘啊。”

在韩复榘主鲁期间,社会局势逐渐稳定,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特别是山东的教育事业,在著名教育家何思源的主导下,逐步建立起了学校与社会平衡发展的教育体系,各项教育制度逐步完善。如重视对地方教育的监督和指导,加强对教师任职资格的考核和审定,并分批对全省教师资格身份等级进行划分,合格者发放任职证书,郭方纯被核定为国民高级教员。在三十年代,由于参与淄川县国民党县党部党务工作,他辞掉了校长等管理工作,在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师,担任高年级历史教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方纯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系统组织的抗日武装斗争。到1941年后,随着抗日局面的逐渐恶化,国民党组织的游击战争渐趋消寂,日军控制了城区和铁路沿线,稳定了在淄川的统治。在这种请况下,人们转变了对日斗争方式,同时也迫于生计,不少人到日军控制下的学校任职,如萌水的共产党员胡贯之、王静亭就在日军控制下的萌水小学任教,郭方纯此时在淄川城里的北关高级小学任职,后又被推举为校长,同时在淄川县国民教育馆任职。此时,这两个机构都受制于日伪势力。但郭方纯并未投伪,期间,依然暗地参与淄川国民党的党务活动。

抗战后期,随着抗日局势的好转,郭方纯看到淄川的教育事业亟待恢复,于1945年7月赶赴安徽阜阳,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提出了重新兴办淄川县立中学的申请。淄川县立中学始办于1929年,是淄川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期间停办。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核准了郭方纯的申请后,于同年8月批复了申请郭方纯先在章丘县的绣江中学办了一个初中班,1945年下半年该班迁至淄川,同时又招收了一个班,学校重新定名为“淄川县立初级中学”,郭方纯任校长。此后,国共双方争夺淄川,学校是时停时办。1946年国民党占据淄川后,淄川中学重新开学,学生扩招,并开办了一个师范班。以后,战局多变,淄城更是反复易手,学校也多次迁入济南,在济南东郊的花园庄与张店的临时中学合署办学。当时战乱频仍,缺乏交通工具,郭方纯带领师生奔走于淄川与济南之间,个中甘苦常人难以体验,其中的艰难困顿更是常人难以承受。其时,既要维持正常教学,又要操扯师生生计,郭方纯不屈不挠,多方奔走,利用各种关系,勉力维持着学校工作,这三年,是郭方纯一生中最被煎熬的,是付出最大的。到1948年 3月,淄川最后一次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淄川中学的师生溃散,郭方纯随即被集中到博山秋谷改造,其教育生涯也画上了句号。

郭方纯是一位高水平的良师,深得学生敬重。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多次向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二女婿沈文萱、侄孙郭良民传授为师之道,说:“当老师首先热爱教育本行,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言行一致,作学生的榜样。”对学生要关心,老师应爱生如子。上课时要严格,下课时与学生多沟通、多交谈。他当年对淄川西北路一带萌水的学生格外关心,经常叫到办公室谈话,有时还留下吃饭,时常周济学生。星期天回家时,一再叮嘱要注意安全,尽量结伴而行。教学中更是循循善诱,细心开导学生,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做单独辅导,并反复给学生鼓气,提醒其要多与好学生接触,以借鉴他们好的学习经验。上课时注意运用启发式,经常用历史典故来教导学生。在课堂上经常讲“三个为什么”,“为什么父母送你们来读书?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好好读书?为什么国家花钱来办学?”以此启发学生立志为家庭、为国家而发奋读书。正因如此,他教学成绩突出,深受学生爱戴。上世纪70年代我当民办老师时,其一些学生曾多次向我追述过这方面的事。

郭方纯主张学生要全面发展,提高各方面的才能,特别注意课外活动的组织,培养学生的文艺才能。他本人就能吹、拉、弹、唱,精通各种乐器的演奏和乐理,还有绘画等文艺才能。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提高学生的文艺水平。其学生高杰,当年曾绘声绘色的向我描绘过郭老师组织军乐队,指导其吹铜号的情景。他还经常组织各种演讲比赛,提高学生讲话交流能力,主张学生要有参与意识,勇于展示自己。上世纪50年代末,他对正在济南读书的外甥袁兆梓现身说法:当年在省立一师求学时,一位省里的要员到学校视察,本来未安排其作为学生代表讲话,但自己也暗暗做了准备,打好了腹稿。届时,原先安排的学生代表因突然患病,不能参与,同学们临时推举其应急上台讲话,因事先有备,其良好的口才表达能力,受到了师生们的赞佩。

由于其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郭方纯还经常组织、参加淄川区的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在抗战前,地方当局经常组织“总理纪念周活动”,郭方纯多是活动的司仪和组织者,有时还是会议的主讲者。如在1931年8月30日的淄川县国民党县党部召开的全县小学教员讲习会上,他代表县党部讲话时,强调小学教员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说:“小学教员之责任,至大且重,肩国负民,将来中国政治之好坏,教育质量之良否,要在小学教员”,小学教员应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应以学校来改造社会环境,而不是用社会环境来改造学校”。(4)郭方纯作为淄川地区较早接受新式教育者,实践了教育救国的理念,为改变淄川教育的落后局面,推动教育近代化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曾多次受到学生的营救和接济。抗战初期,一次回家时被驻守萌水的伪军抓获,伪军中队长崔传忠的妻子是郭方纯的学生。在关押中,郭方纯故意高声说话,崔妻听闻后立即给予劝慰,并要求崔设法释放。第二天在向日军据点押送的路上,设法释放了。还有一次,在去济南的火车上,有人要劫持他,一位学生获悉后,设法让其躲藏,从而逃脱了这次截杀。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正是得益于学生们的一次次保护,方化险为夷,保全了生命。他曾对我们说:“如果没有学生的相救,我不知死了几次了。”解放初期,他初到济南,生活拮据,在挑篮卖炭时,有的学生虽不敢直接相认,但在故意挑选炭块时,暗暗的将钱放到篮内。我们更是体察到了外祖父的恩泽得以回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弟兆平不慎在昆仑附近丢失了钱包,内有现金、驾驶证等物,拾者张仲淮是郭方纯的学生,在攀谈时得知是其师外甥,立即完璧归还。他的一些学生知悉我与其师的关系后,更是表达了对我的热忱和盛情,使我感受到了外祖父与学生们的深情厚谊。

三、社会活动

郭方纯亲历了清末与民国、民国与新中国的两次鼎革之变,生活于我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他并不是一个生活在书斋的书生,而是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社会活动,有时也被时代所裹挟,参与了一些身不由己但后人能以理解的事情。

作为一位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追随时代潮流,信奉马克思主义,参加过济南的“五四”运动,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淄博组织的活动,与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过从甚密,成为淄博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与了淄博早期共产党的活动。

当时淄博矿区号为全国三大矿区之一,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矿区,其中淄川煤矿有矿工万余人,是近代矿业产业工人的集中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将发动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因此,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把淄博矿区的职工运动作为山东工人运动的重点来抓,数次来淄川开展工人运动,进行建党活动。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人,其叔父黄泽沛在淄川县任知事,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1922年8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首次到淄川开展工作。先是结识了淄川县高等小学校长冯乃章,冯校长随即将参加过济南“五四”运动的时任淄川县模范国民学校校长郭方纯、县立模范国民学校教员赵豫章介绍给邓恩铭(赵是萌水镇池子头人,与郭都是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三人见面一见如故,尤其是回忆起参加济南“五四”运动那段壮举,把他仨紧紧联系在一起。”(5)邓恩铭“有意识地介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况、中国社会的现状等情况,启发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自己的政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自由解放。郭、赵两人非常佩服并赞成邓恩铭的见解”。(6)  1922年底,淄川县政府向昆仑的各炭店强征教育捐,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正在淄川从事工人运动的邓恩铭,密切关注此事,他与进步教师郭方纯和赵豫章,直接到昆仑调研,支持了反抗缴纳教育捐的活动。郭方纯和赵豫章至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活动,在活动中,也加深了二人和邓恩铭的情谊和了解,增强了邓对郭方纯的信任,邓恩铭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提及此事:“淄川方面……即已联络数人,现已加入,他们在本县很能活动,并且又在胶济铁路支路大昆仑站联络厂商,抵制城内劣绅……”(7)邓恩铭离开淄川到青岛后,给郭、赵直接寄来一信,谈了对昆仑抵抗教育捐活动的意见。两人接信后,与“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同仁们发动了大昆仑地区的“抗教育捐”斗争。斗争胜利后,他们和当地士绅利用抗捐争取的款项,办起了昆仑公立两级(高级、初级)小学。
王尽美、邓恩铭等抓紧了淄博矿区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同时,也加快争取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开始物色和培养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并发展他们入党入团。邓恩铭
于1924年3月介绍在昆仑抗税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赵豫章入党,介绍郭方纯、周济南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郭方纯成为淄博最早的两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员之一。(8)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组织不断壮大,在王尽美、邓恩铭的指导帮助下,是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淄博支部(也称中共淄博矿区支部)正式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淄博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同时也是继济南、青岛后,山东建立的第三个直属中央的支部。
    郭方纯是否此时加入共产党,现在出版的党史著作中并无明确记载,我也尚未查到相关档案资料,但从一些旁证材料和本人叙述看,他是加入了共产党的。当时“已有王用章、王复元、周宪章、赵豫章、王敬斋、于占麟、张凤翊、史长森、郑子州9名党员,还有3名团员即将转为共产党员,已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9)。此时,郭方纯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4个月,是“即将转为共产党员”的,当时的政局并未发生激变,正常情况下是会按时转正的。外祖父生前曾多次对我兄袁兆梓说过,他是拥有国共双党籍的,后来曾预交了30块大洋的共产党党费。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实际看,一些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拥有国共双党籍是正常的。

还有一事对此能佐证: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一位神秘的人物到萌水郭方纯家造访,说要找郭先进,当时郭方纯不在家,家人不知此名是指谁,顿感惊愕。来人说此名是郭粹甫在共产党内用的名字,事后郭方纯也证实了此事。我们小时候在济南外祖父家,遇到一些有身份的人探访他,是当年与其有关系的人。他后来居国民党地方要职,解放后其家乡一些比其地位低的多的人都被镇压了,而他能安身立命,基本保持自由身份。个种原因,与其善待民众,无民愤有关,更与其早年追求进步,加入中共组织有关。

此外,从郭方纯向晚辈们交谈中,也能体会到他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对社会发展趋势具有极强的预判能力,他曾多次对我兄袁兆梓及他人讲过,年轻人要顺历史潮流而动,应追求进步,多多参加群团活动等等。就郭方纯当时的经历和接受的进步思想看,他早已研判到共产党必将定会成为顺应潮流发展的执政组织,其早年加入共产党也是不难理解的。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山东共产党领导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加入了国民党,并参与了国民党山东省组织的领导机构。郭方纯在此时也按共产党的部署,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党证号是鲁字332号。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也依托国民政府逐渐由秘密转为公开,在山东相继建立山东省改组委员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山东省党部等机构,领导山东国民党的工作。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对淄川县国民党党组织进行整顿,成立淄川县整理委员会,于光春、郭方纯、赵毅斋三人为委员。韩复榘入鲁后,尽管与掌管国民党党务的CC派有矛盾,但终究是属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也按上峰指示进行了山东地方国民党的登记整顿工作。郭方纯作为淄川有声望的人,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淄川县党部的党务工作。在1931年12月国民党淄川县第一次党员大会召开时,他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任大会秘书和记录,会后当选为监察委员。在会上,他领衔提交了两份提议案,一是“普及民众教育案”,二是“呈请省党部募集救国基金以便对日宣战案”。(10)此时,距“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日本对华侵略扩大,国内畏战情绪弥漫,作为一位地方人士,提出如此前沿的提案是令人敬佩的。以后,他与郭良士等人,成为国民党淄川县党部成员;1940年,省党部派张洪安任淄川县党部书记长,但因不能胜任此职,省府直接任命郭方纯为国民党淄川县党部书记长,一度主持县党部工作。(11)

为巩固在山东的统治,韩复榘进行了区划调整和改革,在县以下分设区、乡镇,同时还举办地方行政人员培训班。淄川县时设九区,萌水地区为七区。郭方纯参加了山东省地方人员培训班,其学生翟超也参加了同期培训,顺利结业后,郭被任命为七区区长,翟超被任命为四区区长。(12)七区区公所设于萌水,郭方纯回到了家乡。在任职期间,他贯彻上峰政令,努力为乡里服务,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些许好事善事。

韩复榘自任山东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所长,郭方纯在受训期间,多次亲聆过韩的训话,在韩复榘巡视全省的活动中,作为淄川的地方要员,也曾受到过韩的接见,与韩作过交谈。韩复榘主鲁期间,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山东社会发展的措施,特别是“求治”、剿匪、发展教育、救治孤苦等做法,是深得民心的。郭方纯对韩复榘有一定接触和了解,对其在强敌面前的溃逃虽不认可,但对其在山东的政绩和为政之道是赞许的。上世纪50年代初,曾与侄孙郭良民和孙女郭琴,到当年山东省府驻地的珍珠泉参观,并专门到了韩复榘的办公地点,对韩的行述做了介绍,介绍了与韩的交往,肯定了其政绩和能力。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如此公允的对待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实属可贵的。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早在日军全面入侵山东前夕,国民山东省政府就对日作战做了准备,要求各地进行壮丁训练,每区为单位,抽调壮丁集中到区公所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组成区武装组织。按各住户地亩数征收钱款,集资购买枪支弹药。因此,在日军进占淄博之前,各地就具备了一定抗日武装基础。韩复榘败逃山东后,新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按照蒋介石“将山东全部变为敌后”的指令,收编分散的国民党武装,联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士绅,组建抗日武装,发动了各地的敌后游击战争。

正是在以上情况下,作为淄川的地方长官的郭方纯和翟超,在装备上、物资上也做了抵抗日军的一系列准备。日军进入淄博后,二人一拍即合,共同领导了淄川禹王山起义。起义后组建了冀鲁边区抗日游击队第17梯队,该部是抗战初期淄川地区实力最强的抗日武装,兵力达2000多人,该部曾发动多次对日作战,数次重创日军。在抗战时期,山东国民党军队同样坚持了敌后抗日作战,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一样,有效抵御着日军的侵略。特别是前期,17梯队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联合作战,共同承担起了淄博地区抗日斗争,从而增强了当地民众抗战的信心,抗击了日军对淄博的侵略,也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以往,对国民党组织的敌后斗争评价不客观,过分渲染了其与山东八路军摩擦的方面,并且多把17梯队以“伪军”称之,这是错误的。郭方纯积极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组建和初期活动,他婉拒了翟超推举任17梯队领导人的建议,一度出任过该部的参谋处长,并且利用自己的关系和人脉,为这支抗日武装的壮大和对日作战做出过重要贡献。

针对日军占据山东后的局势,沈鸿烈不断调整山东的地方行政系统,组建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日军占据淄川县城后,国民党淄川县政权溃退,建立了高福元汉奸政权。沈鸿烈先是任命了高寿山为县长的淄川县政府,郭方纯任一科科长。不久高离职,郭方纯又被沈鸿烈任命为淄川县长、淄(川)长(山)县县长(13)。任职后,郭方纯带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转战东部山区,坚持着抗日斗争。上世纪80年代,其学生司志鹏,是淄博市政协委员,毕业于国民党西北军官学校,他向我描述了当年追随郭方纯在东山里坚持抗日活动的片段,他们刻钢板,油印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后来,山东的抗日局势不断恶化,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断转移,特别是沈鸿烈去职后,省主席更换频繁。到1941后,淄川“地方不靖,人心惶惶”(14)国民党抗日武装溃散,敌伪据点星罗棋布,且凭借境内的铁路线灵活调动兵力,日军基本控制了城区和铁路沿线地区,国民党领导的淄川抗日斗争渐趋消寂。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于淄川的东、西部山区。郭方纯被迫退出了抗日行列,在短暂调整后,进入淄川城里,任教于淄川北关小学,重归教育本行。

四、寓居济南

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3月14日,山东兵团七纵队,完成了对淄川城的包围,淄川中学的几百名师生此刻也被困于城内。经过激烈的攻城战斗,人民解放军于3月21日攻克了淄川城。淄川中学的多数师生被甄别后遣送回家,郭方纯作为国民党非战斗人员向解放军投诚,经过登记后,被押送至设在博山秋谷的战俘营接受改造教育。

在集中改造教育期间,战俘营领导根据郭方纯的特长,安排其干陶瓷绘画工作,他发挥艺术特长,精心在陶瓷上绘画,其在师范培养的高超绘画才能,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政府还给其一定自由,每三个月准许回家一次。根据其情况,不到一年就被释放回家了。此时的萌水地区,正在开展土地改革和流血斗争,因没有民愤,人民政府并未将其作为斗争对象,虽整日担惊受怕,但人身基本是安全的,除定期向区政府汇报情况外,也未受到刑讯处罚。人民政府还发挥其特长,调他短期参加过新教科书的编写。

在对当时时局做出判断后,经过一再谋划,于1950年初,外祖父偕我的二姥姥一同去了济南,定居于天桥区制锦市街,直到1966年辞世。

他们租赁了两间沿街房,开设了一家炭店。先是从煤炭公司批发煤炭,再进行分销,有的顾客自行登门购买,多数要上门送货,多者用地排车,少者用肩挑,二老不辞辛苦的经营着。由过去不事生产的中学校长,变成了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他并不以此为苦,反而以此为乐,更不惧世人的白眼,以此来维持着生计。当时两位老人都已年近6旬,从以往衣食无忧者,转变成为自食体力的劳动者,足以反映出他们顽强的适应能力。

开炭店是既脏又累的营生,尽管如此,他们一直把炭店整理的井井有条,店面收拾的洁净,各种工具摆放整齐,对顾客更是笑脸相迎,热情周到。在送货上门时,按照顾客要求放置,出入门注意卫生,不给顾客增添麻烦。有的年轻人不理智,对其不尊重,他从不计较,反而做出耐心解释。有一次一位青年人无端斥责他,其家老人教育孩子道:“郭大爷是当过校长的,是很有身份的人。”年轻人顿感羞愧。

为适应顾客需要,还千方百计的降低价格。他根据煤球制作原理,将炭与烧土(生土)混合,先托成煤饼,再分割成小块,再加工成小煤球。这种做法,既降低了价格,又方便了顾客的需要,深受顾客欢迎。由于诚信经营,热情服务,尽管是小本经营,但生意越做越好,不仅能维持二人生计,还能略有结余,并略有能力接济家人。

著名学者路大荒与郭方纯是同乡好友,二人同庚,且共事多年,二人过从甚密。路当年曾任过淄川中学的书法教员,其两个儿子都是郭方纯的学生。解放后,路任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馆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是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工作的省图书馆和居处曲水桥街,距离制锦市街甚近,两人经常来往,深知郭方纯学问、为人的路先生,一再劝郭方纯出山,欲助其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凭借路先生的地位和影响,联系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人才缺乏的实际,谋得一份较好的职位是完全可能的,但郭方纯一再拒绝了好友的劝告,坚持从事自食其力的职业。另一位淄川好友谷岱峰,任山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也是当时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曾要助其谋职,郭方纯也未应允。

在初到济南的几年里,郭方纯虽保持自由身份,但还处于内部监控状态,需定期向政府汇报情况,大概这也是郭方纯执意不出山的一个因素吧。后来,政府认为其虽历史关系复杂,但主要从事教育,并且与共产党有特殊关系,虽出任过国民党要职,但与人为善,没有民愤和恶行。根据其现实表现,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于1955年3月初,宣布解除其内部监控,完全恢复自由身份。多年来压在身上的重石解除了,郭方纯心情异常喜悦,他特地去照相馆照相留念,各分发子女一张,并在照片后亲笔写下了解除监控的时间。他还挥毫泼墨,画了一幅题为“啼明破晓”的国画,一只迎着朝阳的大公鸡,引吭高鸣,借以表达了自己的释怀之情,事后也将画赠送子女。可惜,除了照片保留下外,图画早已毁坏于文革浩劫了。

解除监控后,郭方纯已年逾60岁,他并未谋取其他职业,仍开设着炭店,但心情不那么压抑了。他积极参加了街道组织的公益活动,如发挥特长,执笔撰写并参演了“六个老头歌颂社会主义”的曲艺节目。这种曲艺形式,与后来的“三句半”差不多,不过参演者不是四人而是六人。我没有考证,“三句半”是不是滥觞于此呢?他还发挥特长,定期抄写黑板报,宣传新社会的新气象;逢年过节为街坊们撰写对联,平时与街坊们也有密切往来,人们对其也很尊重,亲切称他为“郭大爷”,也时时有人到家串门聊天,与街坊们建立了良好的邻里关系。

我曾多次思考过:解放后外祖父为何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呢?传统观念对从事体力劳动是鄙薄的,一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特别是一位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贸然从事起如此反差大的工作,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凭借着自己的履历和学识,又有当时的社会贤达推介,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会谋得一份体面工作的,但他却不顾世人的白眼,不理会传统观念的羁绊,默默无闻、甘苦自怡地从事着被人轻视的工作,个中缘由外人是难以理解的。

岁月已逝六十多年了,我们可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后来的社会实际,做一下综合判断。首先从选择定居济南来看,这实在是高明之举。解放初期,山东在康生、向明的主持下,在执政中奉行了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在土改和流血斗争中,以言代法、以人代法,枉杀错杀了不少人,特别是在农村,更是无政策可讲,斗争过火、错捕错杀的事情是屡屡发生,郭方纯的家乡萌水,各种关系复杂,斗争过火之事更是时时出现。在极“左”风潮盛行之时,凭他的身世能会幸免吗?他深谙“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道理,选择了政治环境相对好的省城济南,既免除了家乡极左过火行为的冲击,也能得到袍泽、学生的奥援。他在济南也受到了善待,按照当时的政策,“凡任国民党区分队副者”,即可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他虽出任过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却没有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成为专政对象。当地政府还根据其历史实际和表现,及时解除了监控,恢复了自由身份,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也未受到冲击,这种较为宽舒的生存环境是当时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晚年定居济南,这实在是一种上乘的选择。

按照解放初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用人员的处理意见,对郭方纯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会安排使用的,况且还有得力的推荐,其进入文教部门工作的机会也是具备的。但联系解放后文教部门的实际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镇压反革命运动、“三五反运动”、肃反运动、整风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假如他是公职人员的话,在这些频繁的历次运动中是难逃厄运的。而作为一位安分守己的市民,凭借自己的诚实劳动,却能过着一份平实的生活。这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受凌辱、遭折磨、被关押的被整肃者来说,实在是种幸运和解脱。他晚年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更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但是也应看到,在当时法制不健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作为一位知识分子,选择一种与自己职业相悖的生活方式是极为痛苦的,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恰恰在这种选择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蜕变,同时也证明了郭方纯的极强适应能力,这同样是令人钦佩的。

在其晚年,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兴起中,但运动的涟漪也未波及到他,他在较为平静中,于1966年8月因病溘然逝世,终年71岁。

 

将外祖父坎坷跌宕的一生付之笔端,使其展现于社会、恢复历史真相,是我的夙愿。长期以来,我多方搜求,寻访其学生和有关当事人,积累了大量的口碑资料,查阅到一些珍贵的档案史料。特别是看到我党正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历史,一些耄耋之年的抗日老战士、隐姓埋名的共产党员,在其有生之年得到公正对待、恢复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潸然泪下的情景,深深激励着我动笔。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历次运动的冲击,有关外祖父的实物资料多是荡然无存了。虽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但总感觉不甚完整。在当时谁也难以说清的情形下,外祖父生前可能出于过多的顾虑,好似有意对一些事情有所隐瞒,也没有留下更多的佐证机会。因此,本文缺憾、不足之处还是存在的,这只能假以时日,进一步搜寻资料,来弥补不足了。

(原文略有修改)

 

参考资料:

「1」「12」「14」淄川县志  (台)国立中央图书馆  1997 12

「2」张晓芳.山东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4

「3」省视学盖乃武视察淄川县学务报告 .淄博教育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10

「4」淄博市档案局   淄川县国民党党务周报   1931 8

「5」「6」「7」「8」「9」中共淄川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11

「10」淄博市档案局  淄川县国民党党员大会特刊 1932 1

「11」「13」淄川区志  齐鲁书社 1990 1

 

[作者:袁兆桐,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山东省中学特级教师,淄博市教研室高中历史教研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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